自1930年蒋廷黻提出搜集各国“原料”（Primary Source）、重视中文史料、“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以来，中国外交史研究已有近百年积淀。近年来，依托深厚的史料积累和开放的研究视角，学者们做出越来越多扎实的基础个案研究，并开始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理解和诠释。

唐启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以“北洋四书”（《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洪宪帝制外交》）斐声中外。2018年受聘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后，他持续发表重要研究，并培养出一批有志于外交史研究的大陆青年学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于11月9-10日主办“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传承与拓新”学术研讨会暨唐启华教授研究与教学生涯回顾座谈会，六十余名海内外学者济济一堂，共襄盛会，回顾唐启华教授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也为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深化群策群力。

会议现场

会议于11月9日上午开幕，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系主任张仲民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黄洋教授书面致辞，向唐启华教授六年的辛勤付出表达敬意，并代表主办方向与会学者表示欢迎与感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回顾了唐启华教授与复旦结缘、最终加入复旦历史学系的历程，并感谢唐启华教授为推进两岸学术交流、培养外交史研究后备力量做出的卓越贡献。

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

唐启华教授发表《中国外交史研究之我见》的主题报告，该环节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主持。

会议现场

在主题报告中，唐启华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前世今生。他认为自清末至今，中国外交史已有六代学者的学术传承与积累。美国学者马士（H. B. Morse）的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堪为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至今尚未被超越的经典研究，此外还有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等有分量的著作出现。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是蒋廷黻，蒋氏立志突破马士用“英国蓝皮书”写作的、反映英国观点的中国外交史，他推动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中国外交史料，以中国史料讲述具有中国观点的外交史。无论是写作文章还是培养学生，蒋廷黻都为中国外交史的学术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蒋廷黻的学友罗家伦、郭廷以，及其同辈的王绳祖、皮名举、王芸生、郭斌佳等，都可算作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此外，蒋廷黻还培养出邵循正、王信忠、费正清（J. K. Fairbanks）等优秀的学生。

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芽被日本入侵折断，直到1949年后才开启第三波浪潮。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方面，邵循正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编纂《帝国主义侵华史》，同时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可惜相关研究因政治动荡而中止；台湾地区方面，郭廷以继承了蒋廷黻和罗家伦对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构想，获得美方资金资助后，他委托杨绍震主持编纂《三朝夷务始末索引》。此外，“中研院”近史所1955年获得总理衙门、外务部和北洋外交部的档案，通过整理、出版、研究这批档案，逐步形成“南港学派”。但1970年代以后，在台湾一度兴盛的外交史研究受到文化史、本土史兴起以及社会科学理论的冲击而有所衰落。1980年代后期，两岸的外交史研究再度复苏。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后学术研究慢慢走上正轨；台湾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因近史所档案馆落成、《外交档案》（1861-1928）开放而日渐复兴。

作为第四代研究者的代表，唐启华教授参与了台湾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复兴历程，并努力推动两岸外交史学界的交流。王建朗、金光耀、赵军，以及年级稍轻的川岛真、臧运祜、张俊义等学者，都可算作第四代研究者。而第四代研究者的学生辈，如与会的戴海斌、李文杰、张志云、王文隆、平田康治，还有未能到会的廖敏淑、应俊豪、任天豪等学者，可算作第五代研究者。在座的年轻研究生则是第六代研究者。

紧接着，唐启华教授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他在台中东海大学完成本科、硕士学业。本科期间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外交史由吕士朋老师讲授。吕老师是台北近史所第一批助理研究员之一，曾参与编纂《三朝夷务始末索引》，他讲授的课程大致跟随郭廷以的路数。唐教授硕士班期间的外交史课程由杨绍震老师讲授，杨绍震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也即蒋廷黻的嫡系学生，毕业后曾担任蒋廷黻的助教，随后受庚款资助前往哈佛大学学习。唐启华教授提及，他最初并不自觉自己早年学到的外交史的学术渊源，直到很晚才知道这些知识与蒋廷黻、郭廷以等引路学者的关系。

硕士班毕业后，唐启华教授受“中山奖学金”奖助远赴英伦，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尼悉（Ian Nish）教授读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唐启华教授努力学习继承英国外交史的研究脉络，在英国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大量查阅涉及英国与北京政府外交关系的档案。在《外交档案》开放查阅后，他成为第一个能够对照中英档案做研究的外交史学者。此后三十余年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唐启华教授对“近代中国的国际参与”（参与海牙保和会、参与国际联盟）、“北洋修约历程”，以及重大外交事件（巴黎和会、洪宪帝制外交）、重要外交官（陆征祥）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在独立研究之余，唐启华教授还始终心系两岸的学术交流。2000年和2004年先后在复旦大学参加“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研讨会、“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他参与和推动两岸交流的两个关键节点。

唐启华教授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第四代研究者继承了蒋廷黻、郭廷以、邵循正等前辈学人开创的研究传统，有比较宽松的研究环境，努力开发使用中外一手史料，解决了若干基本的重要问题，也留下一些重要著作供后学参考。中国外交史研究已现在已形成基本的骨架，但还有不少问题亟待第五、第六代研究者解决。虽然中国崛起带来了较好的研究前景，但外交史研究的推进也存在不少隐忧，例如史料开放程度不理想、宏大叙事加强、敏感题目增加等等。在第四代研究者即将大批退休、中国外交史研究正待传承“接棒”之时，唐教授希望为年轻学者留下四点心得与期许：

其一是如何看待当下学术积累状况的问题。目前中国外交史仍处于基础的学术积累阶段，许多重要的个案还没有好的学术研究，也未见有经典著作、学派（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尽管兰克史学在欧美学界受到了批判，但中国外交史还未到讨论文本、语境、记忆、认同等文化史议题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第五第六代学者还需要继续发掘史料、采用多国档案对照法解决基本问题，把中国放在世界中思考。

其二是如何处理实证研究与宏大叙事关系的问题。中国近代史历史叙述的主基调形成于国家弱小时期，不免有较多悲情排外、抗外色彩，民族主义情绪过强，对今日正崛起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而言，显得有些贫瘠、一元和单调。此类“宏大叙事”在写入教科书后，它产生的影响本身已成为一种“历史事实”，外交史家不应予以简单否定，而应当采取“审慎对话”的态度，努力恢复被遮蔽和遗忘的历史事实及其语境，来填补、充实“宏大叙事”的内容。此外，新一代的研究者还应该有全球意识，也就是“为中国争取到更多朋友”的心态——若能更加同情地理解其他国家的观点，或可有助于正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之软实力建设，让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共处有深层的心理共识。

其三是外交史及其周边学科的交叉互动问题。外交史学者有必要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法知识，并与这两个学科进行对话。前者而言，中国在一战后进入世界体系之际，恰好是国际关系学门成立之际，此后的外交交涉正需要国际关系研究的观念加以辅助阐释；后者而言，一方面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谈判、交涉、条约签署，涉及大量的国际法交锋，学者只有掌握国际法知识才能更好体认外交史之语境，另一方面中国自近代以来不断参与到国际法形成的历程中，例如海牙保和会、联合国等，不一而足。事实上，外交史研究长时期是西方的学问，其基本观念和问题意识都来自西方。在“后西方时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成果恰恰有利于丰富“中国观点”，超越西方中心的认识论。

其四是中国史料与外国史料的联结问题。蒋廷黻早在1930年代就已提出，1895年前中国外交尚具有一定之独立性，因此中国的档案史料更重要，1895年后中国外交的中心则“不在北京”，往往在莫斯科、柏林、华盛顿、巴黎等地决定中国的命运，这也就导致甲午后的外交史研究必须兼采多国档案。当下，在中国从事清末外交研究的学者对清代档案非常熟悉；而有过留洋经验的学生则更熟悉外国资料，对一档馆内所藏的史料却有隔阂。也就是说，兼通传统史料与民国档案、英美日等外文档案的研究者并不多。应当期许新一代研究者疏通清末以来外交文书的转型历程，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外史料的联系和互动关系。

在总结今日报告之主旨时，唐启华教授坦言：目前已经到了第四代研究者交棒给下一代、下两代学者的时刻。第四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业绩尚留待后人评价，希望下一代、下两代的研究者能够站在第四代研究者的肩膀上，一步一步地把研究向前推进，最终实现超越。唐教授尤其期许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能够赓续汪熙先生开创的研究传统，继续培养青年研究者，保持住中国外交史研究重镇的地位。

唐启华教授研究与教学生涯回顾座谈会随后进行，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主持。多位与谈学者纷纷追忆自己与唐启华教授的交往经历，并尝试对唐教授在“北洋外交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进行评价和总结。

会议现场讨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提出：唐启华教授深入发掘并充分利用北洋外交史料，重新梳理和阐释了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外交，根本性地改变了两岸学术界对此段历史的旧有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思彦编审强调，无论学术界对唐启华教授的学术观点抱持何种态度，他的学术成果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史研究绝对无法绕开的一座里程碑。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研究员分享了他与唐启华教授共同赴英求学的珍贵记忆，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石之瑜教授讨论了“北洋外交”研究与政治学的紧密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俊义研究员对唐教授不遗余力推动两岸学术交流表示敬佩。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谦平教授发表书面致辞，认为唐教授揭示出北洋外交和南京政府外交的连续性，为民国外交史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陈红民教授在视频致辞中，坦承唐教授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必读书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感慨唐教授等“50后”学人为后辈打下了坚实研究基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军教授回忆了他与唐教授在东京进行学术交流的往事。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张志云教授对唐教授鼓励他从事海关史研究表示感谢。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文隆副教授回忆了在台湾地区向唐老师求学的历程，并认为唐老师推动了台湾的外交史研究团队的扩展壮大。

而唐启华教授在大陆培养的研究生代表郭丹和王可，对唐老师在学术和生活多方面无微不至的帮助和温暖的关怀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与会学者发言结束后，主办方播放了唐启华教授的台湾学生制作的祝福视频，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任廖敏淑副教授、嘉义大学应用历史学系吕慎华助理教授、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应俊豪教授、档案管理局应用服务组郑巧君协同研究员、档案管理局应用服务组许峰源研究员、汉学研究中心黄文德副主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尤淑君副教授纷纷祝贺老师顺利退休。

紧接着，学生代表为唐启华老师及其夫人献上精心准备的礼物，以表达他们深深的敬意与感激。

学生代表为唐启华老师及其夫人献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学生代表为唐启华老师及其夫人献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唐启华教授及其夫人和学生们共同拍摄了合影

唐启华教授及其夫人和学生们共同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将这一难忘的瞬间永久定格。中国社会科学院徐思彦编审也为与会学者赠送了《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纪念本。

11月9日下午，会议进入学术研讨环节。本次研讨会共分十一场进行，第一场“学术史与研究法”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研究员主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的论文《蒋廷黻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讨论了蒋廷黻对近代中日关系史料与专题研究的关注和评介，以及蒋氏本人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学术特色。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的论文《马士在中国》全面分析了马士在中国的活动，并通过讨论中国学人如何因应马士著作这一“西学冲击”，阐释了马士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及其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张志云教授的论文《另一个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版本考》通过分析考辨《美国与中国》在不同时代的修订情况，旨在说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进展，以及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真实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文杰教授的论文《从外交官到外交史——近年外交史研究的一些趋向》揭示其专著《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的“剩义”，并总结了未来外交史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即将面临的挑战。

第二场研讨为“东亚国际关系的新陈代谢”专题，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军教授主持。大阪经济大学经济学部阎立教授的论文《日本对清末东三省建省改制的看法》梳理了日本各界对清政府1907年在东三省导入行省制并任用汉人督抚的反应，试图说明东三省建省改制对日俄战争后中日关系的影响。

莫纳什大学平田康治助理教授的论文《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与英国外交人员》关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 Jordan）为代表的英国外交人员如何在清政府、革命派和英国政府之间行动，认为英国公使馆未经本国政府批准而采取了相对灵活的应对，外交人员的行动后来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认可。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红磊副教授的论文《“盐余”风波与“一战”其间日本在东亚对英国经济权势的挑战》分析了1916年4月至5月间日本与欧洲列强围绕中国盐税余款放款问题的争论过程，进而揭示一战后东亚格局变化对中国财政和内争的影响。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郭循春副教授的论文《皇姑屯事件后的东北政局与日奉关系》说明了皇姑屯事件爆发后日本内阁与关东军在东北政权继承人问题上的矛盾，并论证“杨常事件”爆发后，张学良愈发恐日、反日，依赖南京政府收回国权。

第三场研讨为“抗战与中国外交”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俊义研究员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研究员的论文《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之中国阶段》，力图讨论国民政府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即中国阶段）的作为，重新评估中国在战后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研究员的论文《南北对峙与南北联络——1920年黄尊三广州之行考论》勾连出一段“小人物”黄尊三受友人孙洪伊之邀访粤的史事，试图从微观人物史的视角揭示政权对立背后的人员联络与互动关系。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文隆副教授的论文《抗战时期西双版纳的中央军》梳理了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中央军39师进驻西双版纳、填充云南防务的历程，希望借此透视抗战时期的央地关系，以及重庆当局分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考量。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吴文浩讲师的论文《中国与俄国难民的国际救助》对照北洋外交档案与新开放的国际联盟档案，考察1920年代北京政府参与国联俄国难民救济事务的史事，力图呈现北京政府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积极承担国际义务的作为。

11月10日上午召开第四场“中外法权、贸易与领事”专题研讨，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屈文生教授的论文《领事官何以司法——英美对华“治外法权法院体系”的变迁》，利用条约文本和相应法律文献梳理了英美确定在华域外管辖权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考察领事裁判权的实践情况，讨论了英美在华治外法权法院体系的调整状况及其实质。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侯彦伯副教授的论文《阿礼国修约与南洋通商大臣主持的详校条约，1867》，详细分析了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主持详校条约及挑选洋务人员的过程，试图重新评估清朝动员地方官员和幕僚预备修约的实效性。

上海大学文学院郑彬彬副教授的论文《解剖中国：英驻华领事阿礼国情报工作的知识史渊源（1844-1849）》试图从知识史的考察方法说明阿礼国（Rutherford Alock）何以出色地完成情报工作，该文强调阿礼国来华前外科研究的“实证方法”的影响，以及巴夏礼（Harry Parkes）出色翻译工作的重要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丁怡骏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论文《法国外交部涉华档案的形成与建构（1828-2022）》系统地论述了法国涉华外交文书从书写、流转、保存、移交、编目与开放的全过程，为学界理解帝国档案学家如何影响档案面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

第五场研讨为“人物、群体的外交角色”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研究员主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陈雁教授的论文《近代中国的女外交官》，描绘了郑毓秀、袁晓园、颜雅清等参与外交工作的女性群像，填补了从性别视角下近代外交职业研究的空白。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皇甫秋实副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贾钦涵副研究员合作完成的论文《美国驻华商务专员情报活动初探（1914-1941）》，从组织架构、人员配置、情报搜集渠道、经贸报告机制等面向认识美国驻华商务专员制度。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海懿副教授的论文《近代来华外国人群体深描——以国联调查团事务性人员为中心的考察》通过深入发掘日内瓦藏国联调查团档案，分析“五大代表”外的国联调查团的事务性人员（“专家组”“秘书处”）的活动，以期提高国联调查团研究的整体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佳奇助理研究员的论文《马歇尔调处期间美国对民盟的态度与政策考量》指出，马歇尔使华期间，美国政府高度重视民盟的作用，希望借其力量斡旋国共关系，但美方过于理想化的外交构想最终并未实现。

第六次研讨为“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专题，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主持。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王萌教授的论文《新中国对伯力审判的因应》通过梳理新中国对伯力审判进展的跟踪、报道和评价，揭示中国人对日军发动细菌战的认知过程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轶群副研究员的论文《清政府参加日俄战争议和尝试论考》认为清政府因考虑东三省主权和善后事宜，无法在日俄战争过程中始终保持“局外中立”的姿态，通过重新审视盛宣怀、袁世凯、张之洞等清政府官员和日俄英美各国驻华公使的态度与行动，为学界理解清政府在日俄战时的“中立外交”提供了新的视点。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王奕斐讲师的论文《晚清驻外机构的经费问题与财政改革——以驻朝鲜机构为中心》，梳理了晚清驻朝鲜商务署、驻韩使馆、驻韩总领事馆的经费收支情况，以此个案呈现出晚清驻外机构财政制度规范化的演进方向。

11月10日下午举行第七至十一场研讨，由与会的硕、博士研究生报告自己的研究。

第七场研讨由莫纳什大学平田康治助理教授主持，分别由平田康治助理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轶群副研究员进行评议。复旦大学历史系董洪杉的论文《信息秩序与人事分合：制度变迁中的文报局》发掘文报局的特殊性质，并从信息和人事的角度探讨了文报局制度变迁及其背后的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钱泓霖的论文《币制实业借款与 1911 年银行团币制会议》细致地研究了为落实《币值实业借款》合同而召开的伦敦、柏林币制会议过程，认为陈锦涛等外交代表表现出色，初步实现了清政府的预期目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可的论文《北京政府的赴欧军事代表团（1916--1919）》探讨了赴欧军事代表团的派出动机、旅欧经历、人员更迭与职责演变，反映出的是北京政府从军事角度对欧战的构想与参与不断深化的过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于泽洲的论文《宁沪之争——1919 年南北议和地点问题的交涉与博弈》通过梳理南北议和地点问题的过程及各方争执，展现民初军阀政治的特性。

第八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文杰教授主持，分别由李文杰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奇助理研究员进行评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畅的论文《巴黎和会背后：美国远东事务专家与山东问题》详细描述了芮恩施（Paul Reinsch）、卫理（E. T. Williams）、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与密勒（Thomas F. Millard）这些美国的远东事务专家如何相互配合，对巴黎和会前后山东问题的走向产生影响，并反思他们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话语权薄弱问题。清华大学历史系何林珊的论文《民国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盟约>的制定及修改 （1919—1923）》将中国在1919—1923年《盟约》制定及修改的过程中的外交理念及实践置于国际场域进行探讨，以揭示近代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之起步阶段的成败得失。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姜水谣的论文《帝国意识的延续：战后日本“满洲人脉”的伪满洲国回忆》通过分析各层级在伪满洲国工作过的官僚的回忆录，结合其战后经历，揭示战后日本社会中帝国意识的构造、沿用和保持不变的原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丹的论文《处理“遗产”：1949 年后中法工商银行华方资本的退出》考察了在中外利益纠葛下，大陆、台湾处理中法工商银行遗产的措施及影响，并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外合资银行存在的形态。

第九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研究员主持，分别由李在全研究员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海懿副教授进行评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泓璇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法国亲日”印象的形成——围绕“法日谅解”“法日同盟”等谣言展开的考察》从国际舆论攻防战的角度，追溯九一八事变后的法日亲善谣言的酝酿、升格，并最终固化为一种“法国亲日”的外交印象的历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徐高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历史因素——对英国、美国和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考察》梳理了英国学派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史的关系，思考中国国关理论尝试的可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赵敏的论文《一二八事变时期中、日“虹口越界区警权问题”交涉》认为虹口越界区警权问题贯穿“一二八”事变，从在地化的角度梳理了警权双重管辖样态以及界限交涉过程。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吴孟儒的论文《日满特殊关系中的神性：以建国神庙中的伪满国家神道的建立过程为例》探讨了伪满建国神庙的建立过程，揭示了日本通过国家神道对满洲国族建设的影响及其设想随伪满灭亡而消逝的历史轨迹。

第十场由上海大学历史系郑彬彬副教授主持，分别由郑彬彬副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张志云教授进行评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邹子澄的论文《卷入世界的中国：郭斌佳与民国时期的鸦片战争起源研究》，通过对郭斌佳早期生涯及其代表作的分析，勒出民国时期鸦片战争研究史的学术领域的发展线索，并探讨了国际互动如何塑造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翼的论文《帝都祛魅：19世纪西人旅京研究》从日常生活史角度，探讨北京开放后作为旅游地形成的过程，描绘了旅京西人的构成、旅行目的与交通方式，分析了北京体验背后的文本，发掘其所隐含的特点意识形态观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楼芷萱的论文《两种解释：潮州入城事件的中英交涉研究》梳理了潮州入城事件中英双方各自叙述下的交涉过程，指出交涉目标上的错位，导致入城事件最终以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洋人进入内地的条例得以修正而结束。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何霈的论文《君臣的默契——英法联军占据广州与柏贵脱责考》考订了柏贵脱责的全过程，证明柏贵最终得以保全官职，实质上是中枢战略妥协的结果，君臣之间达成了默契。

第十一场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侯彦伯副教授主持，分别由侯彦伯副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王奕斐讲师进行评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徐雅婷的论文《帝国的爪牙：晚清英国驻华军队概述（1841-1912）》，梳理了晚清以来英国驻华军队组织、人员、部署以及军事行动中军队调度的大致情况，分析了英国在华军队构成与指挥权的复杂性。上海市民办位育中学高晨旭的论文《叩头之外：阿美士德使团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探讨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阿美士德使团出使期间及其后如何通过外交手段维持对华贸易垄断，分析其后公司如何利用使团经验为延长特许状争取支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婧瑶的论文《晚清在华外籍律师在中外会审中的角色探析——以担文和“信隆租船案”会审为中心》梳理了信隆租船案中外会审审判过程以及外籍律师担文在其中的角色，揭示出因中方会审官与外籍律师之“共谋”关系，以及在治外法权体系下，中国官员借助会审手段维护己方利益的主观能动性。

会议过程中，与会学者也与报告人进行热烈的讨论。

全部研讨环节结束后，会议进入总结阶段。复旦大学物理系谢希德讲席教授金晓峰老师作为唐启华教授的跨界知交，简要谈论了他作为“外行人”观摩会议的感受，勉励青年学者挑战困难问题、重大课题，努力做出让非专业人士也感兴趣的研究。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感慨中国外交史的新生力量还在不断发展和壮大，他期许新一代学者掌握全球视野、从多国视角考虑问题，避免从狭隘、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待中国和世界，并努力把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向社会普及和推广。

唐启华教授认为，本次会议第一至六场的研讨充显示出，第五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无论在史料还是在观念上，都已自成体系，“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而第七至十一场的研讨，各位青年学生也都表现出色，敢于创新和变革，展现了与师辈学者不一样的学术风格。

各种因素导致前三代外交史研究者没有办法持续积累学术成果，而第四代研究者大致有20到30年的积累期。

唐启华教授期许第五代第六代学者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新发展。